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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弘:皇权挤压下,明代士大夫如何自处

2017-3-21 08:08| 发布者: cwxcwx| 查看: 31| 评论: 0|原作者: cwxcwx

摘要: 明代之亡,起于内乱,终于外敌。皇权专制主义的最后一个汉人政权,在满清铁蹄的践踏之下土崩瓦解,既是统治者自身堕落所致,亦是皇权专制制度治乱循环的又一轮回。作为四民之首的士大夫阶层,固然在明朝历代专制之下 ...

明代之亡,起于内乱,终于外敌。皇权专制主义的最后一个汉人政权,在满清铁蹄的践踏之下土崩瓦解,既是统治者自身堕落所致,亦是皇权专制制度治乱循环的又一轮回。作为四民之首的士大夫阶层,固然在明朝历代专制之下因时应变,然而进入清初,统治者的以夷变夏仍让他们诸般不适。而朝代鼎革之际,不啻于对其一次大考:是明知螳臂当车般的英勇抵抗,还是顺应大势开门纳降?是以忠臣孝子的观念为指引以身殉国,还是以不合作的态度自保其身?在明朝生活了28年没有做官而入清,却不得不与清廷虚与委蛇的邓汉仪如是叹到:“千古艰难惟一死,伤心岂独息夫人”。

《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》显示出作者的学术野心:“作者选择明代社会结构转型与文化变迁这一特殊时期,以士大夫这一社会阶层为个案,并通过士大夫阶层的观念与价值体系的转变历程,借此阐明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渐进乃至复杂。”

在此目标之下,作者先以长达158页的导论,以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、士大夫及其家族与关系网络、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及其转向,在时间纵向上俯瞰。进而从传统士人的立身之本,分析明代士大夫的君子小人之辩。随后,以出处仕隐剖析他们的人生选择。除此之外,困扰历代士人的忠孝节义两难问题,也让明代士大夫进退失据。而明亡清兴,又让他们面临生死抉择。此外,作者的视角还伸展到文化生活中的雅俗之辩,以及明清易代与士大夫家族的衰替。

与小角度切入的专精研究不同,本书显然属于历史学的宏大叙事,其处理的课题,既需要宏阔的历史视野,更需要把握历史的发展脉络,在繁杂的史料中清理出清晰的线索,并敏感把握士大夫的精神脉搏,对其思想、行动的变迁洞察入微。以本书而论,作者对于士大夫出处仕隐,生死抉择等处的叙述颇具特色。


中国的士大夫,多以儒家修齐治平为己任,一则施展平生所学,展青云之志,二则实现自我价值,兼济天下,三则改善自身的社会阶层和经济条件。如作者所云,绝大多数读书人尚未经过科举晋身之前,皆贫困潦倒。事实上,这并非明代独有。在皇权专制之下,统治者垄断所有政治、经济资源,贫寒家庭的学子出路有限。而官本位之下,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。若无人做官,则权势富贵均不可保。

正如本书余论所载,明清鼎革之后,世家大族兴衰更替屡见不鲜。身世煊赫的天下望族,一旦没有产生官员,则其衰也速;布衣贫寒之家,一旦有人通过科举而做官,则极可能其兴也勃。正因于此,一举成名天下知遂成读书人梦想。然而,改朝换代之际,选择出处还是归隐,则需审时度势。《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》尤其注重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两个时间节点的士大夫,即颇令人玩味。

如天台人杨文启,元末视富贵利达如浮云,入明后被荐入京,辞官不就,后来被授予荆州儒学教授,则“欣然前往”。浙江钱塘人凌彦翀,元末曾出任兰亭书院山长。洪武初年,因举荐出任成都府教授。就此,作者的分析是,此类出仕,均有不得已的无奈,且不忘元朝。作者还注意到,因元代法网疏阔,征税极微,江南士大夫不愿出仕,更愿意在家乡享受富足悠闲的生活。元末之时,因张士诚对士大夫待之甚厚,入明以后,很多江南士大夫不愿与新朝合作。如杨维祯、袁凯、王逢、张昱等人。

与之对应,明末清初的士大夫选择更为艰难。部分士大夫遗民矢志反清复明,汲汲奔走。另有部分士大夫遗民甘于寂寞,守节不出。如定海薛士珩、宣城沈寿民,长洲徐枋等。而黄宗羲、顾炎武虽能完节,犹未能谢绝人事。此外,相当一批士大夫遗民弃儒改行。自然,也有一部分士大夫遗民不甘寂寞,或出仕新朝,或出来应试。

本书一大优长,是回归历史现场,以传统观念理清时人精神根源,再根据明代士大夫具体所处的情势,引多家观点予以排比,做同情之理解。如“生死之间的抉择”一章,在作者看来,对于舍生取义,晚明时期已经三教合流。明清鼎革之际,士大夫以身殉国或忠孝节义之举,儒道释三家均推崇有加。在明代士大夫身处忠孝节义两难境地的分析中,方孝孺杀身成仁,以身殉道之举,令人荡气回肠!而作者所引黄宗羲、胡适的评论,可谓平实中肯。

要而言之,《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》以中国观念研究中国史,延续了传统史学余脉。然而,作者笔下研究的史实,都笼罩于严厉的皇权专制主义之下。明朝皇权专制的程度,超过此前历朝历代。如皇权对相权取得了绝对优势,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结合,并加强监督控制地方,皇帝集兵刑大权于一身,实行特务统治,加强对百官监察和对士人文化思想的控制,严格的户籍控制等等。这一套驾驭臣民、控制社会之术,可谓变本加厉。这些因素综合起来,皇权对士大夫阶层和整个社会所造成的压迫,其作用决不在小。方孝孺激烈对抗明成祖被磔杀,杨涟冒死弹劾魏忠贤被害,其罪魁祸首都是最高统治者肆意妄为。

所谓天下兴亡,包括明朝灭亡等,很多时候并非士大夫阶层所能掌控,大多由于统治者自身的贪婪和堕落,导致民变、官变或外敌入侵而引发。如果没有严格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,皇权可以任意掠夺社会和个人的财富,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发展起来。

始于东汉明帝的廷杖,在明代成为一种制度。它不仅成为皇权惩罚士大夫的有力利器,导致多为大臣和士大夫被打致死,更重要的是,它对士大夫的人格构成了无可置疑的羞辱。在朝堂之上当众露臀被廷杖的惩罚面前,平日自诩甚高、以道统的传承者自居的士大夫,其尊严可谓荡然无存。据《明史》载,成化十五年,汪直诬陷侍郎马文升、都御史牟俸等,诏责给事御史李俊、王濬辈五十六人容隐,廷杖人二十。正德十四年(1519),以谏止南巡,廷杖舒芬、黄鞏等百四十六人,死者十一人。嘉靖三年(1524),群臣争大礼,廷杖丰熙等百三十四人,死者十六人”。在明代的皇权专制制度之下,犯颜直谏遭到廷杖,反而给书生官员戴上了忠贞刚毅的光环。正德、嘉靖年间的廷杖,既摧毁了文官的精神优越感,又将廷杖与忠贞节义联系到一起,一些人甚至以受廷杖为代价博取清誉。然而,廷杖在扭曲君臣关系的同时,也扭曲了士大夫精神。但是,对此“特色”,《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》中缺乏相应的分析。

《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》所述多种问题,均与皇权专制主义的极度膨胀,由此产生不可克服的痼疾有关。但是,书中并未延展至此。因此,多处叙述让人意犹未尽。此外,作为一个现代读者,一方面,方孝孺、杨涟的大义凛然令人敬佩,另一方面,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竞相尊王,而皇权可谓被其唤起的利维坦。当这一利维坦张开巨嘴,吞噬士大夫之时,其凶残令人发指,而这些士大夫的悲剧命运则格外令人扼腕。自秦代以降,中国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陷入皇权专制泥淖而不得出,个中原因,尤其令人深思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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